国有企业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价值链，在这个体系中，如何发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具有特殊的规律，也遵循科学价值理论的一般规律。

随着疫情的扩散，欧美各国经济活动减缓乃至暂停，使得中国的外贸订单搁置或减少。从总体数据观察，虽然在市场动荡时期出现短期资金留出，但是通过沪深港通的北向资金成交金额占两市成交金额的比例约为10%，其中，2月21日至3月20日之间，北向净流出累计金额占北上交易累计金额的5%，尚未出现买卖明显失衡的单边市状态。

此外，当前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以及法国等国均实施了一些隔离管制措施，不少产业基本处于完全停产停工状态，日本及韩国受疫情影响，工业生产也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国家的生产停滞会导致中国部分国内产业链并不完整的工业生产受到拖累。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扩散，且目前在欧美社会还未出现足够有效的防控方案，使得市场难以有效评估疫情将造成的影响，不确定性本身将引发悲观情绪，导致市场下跌。因此，当前的市场波动也可以说是给一些国际政治家的提醒。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逐步走出疫情阴影，有序复工复产或带来一定商品出口及产业链布局的机会。这也是各国央行频频释放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甚至执行零利率，但仍无法阻止美国资产价格崩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高波动率环境下，银行做市商削减回购市场的做市规模，进一步加剧美元流动性短缺，导致资产抛压加剧，形成金融体系内部的负反馈。通常人们会认为，导致市场下跌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货币政策不是解决疫情的治疗方案。金融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评估金融资产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

金融的本质是管理和分散风险。二是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不过由于居民部门资金来源（负债）增长快于资金运用（资产）（2018年较2007年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年均分别增长24.3%和14.7%），居民部门资金净供给的增长总体上是放缓的（详见表2）。

已有对国际上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政府债务率一旦超过阈值，可能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1991年至2007年间，贷款与GDP之比则下降了0.3个百分点。

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从后文分析可见，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为更好地展示金融资产的结构性特征，本文在表1中对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进行了计算。2018年末，债券和股票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和13.2%，较2007年末上升4.8个和3.8个百分点（详见表6）。

（4）金融机构贷款较快增长，债券投资规模明显上升 2018年末，金融机构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74.4万亿元、384.4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7.1%和16%。（3）政府部门由金融资金的净供给者变为净需求者 2018年末，政府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8万亿元和49.4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7.2%和20.8%，后者增长明显快于前者。文章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成倍增长，M2与GNP之比快速上升，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进程，同时反映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结构，是研究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

关键是怎么有效地分散风险、怎么有序地化解风险。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初级内部评级法中，以应收账款、房地产和其他抵押品作为担保的，最低违约损失率为35%—40%）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在银行业压力测试中，假定集团客户违约损失率为60%），假定抵押、保证贷款违约损失率为50%，即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各承担50%的风险。

这一方面有利于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激励机制，经济主体通过承担风险，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因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各类问题部分得到改善。

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2018年，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为行业规范发展创造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要发挥好上述机制的作用，需要坚持权责对称的原则，强化激励约束，避免权责非对称可能导致的行为扭曲和低效率。在这种分类方法下，存款是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是存款人持有的金融资产，贷款是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债权，是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因此存款和贷款均被视为金融资产。居民要在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存款或投资，中国已经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可以有效保障广大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国内金融体系融资增长较快。

2018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总额达636.2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79倍，年均增长15.3%，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491.3%上升至692%。金融是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放贷和金融诈骗活动。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问题亦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2003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处于上行期，内生增长动力强劲。

在稳定需求的同时，优化土地供给，促进供求平衡，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可持续发展。在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居民部门金融负债上升较快。

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增速较低，实体经济融资仍以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为主，导致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上升。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提高。表2至表6分别给出了上述五个部门1995年、2007年和2018年金融资金来源（负债）和运用（资产）的测算结果。此外，通货、准备金和中央银行贷款、国际储备资产视作政府部门应承担的风险资产。

否则，若宏观政策刺激力度过大，一是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风险，二是可能导致杠杆率过快上升。2018年末，银行贷款总额达165.6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7.7%，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为44.2%。

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2015年，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从上述测算的金融资产风险承担情况看，近年来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

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一是房地产是居民和企业的重要资产，居民和企业又通过房地产融资构成对银行的负债，银行的金融资产部分对应着居民和企业手中的房地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由分散的经济主体作出决策并真正承担风险的效率更高，金融体系也更加稳健。

其变化主要表现在： （1）居民部门的资产结构更加多元 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3）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增长放缓，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2007年至2015年中国GDP增速从14.2%下行至7%，9年间下行7.2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9年GDP增速从6.8%下行至6.1%，4年间下行0.7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下行调整总体是在收敛的。政府部门对地方平台及一些企业还有一部分隐性负债，基于会计记账原则，不体现在政府部门的金融资金来源和运用表中。

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债券投资规模明显上升。

我们来分析2008年至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各类金融资产相对规模的最新变化，并通过金融资产结构来关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占比的变化。直接投资仍是国外部门的主要资金运用方式，但占比有所下降。